新安理学是宋元明清时期以徽州（古称新安，包括今安徽省黄山市和江西省婺源县）籍理学家为主体而形成的一支地方理学流派，这一流派奉祖籍徽州婺源的朱熹为开山宗师，以维护继承、发扬光大朱子学为宗旨。新安理学具有鲜明的学派特色，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易学的重视和研究。

     在新安理学形成的南宋时期，与朱熹齐名的程大昌（徽州休宁人）就著有《易原》和《易老通言》。朱熹对《易老通言》推崇备至，称赞此书“立言之旨奥博，非先儒思虑所及。”（《新安学系录》卷五）大约100多年后，徽州又出现了一位“精研《易旨》，沈潜反复二十余年”（《宋元学案》卷八十九）的理学家胡方平（徽州婺源人）。他著有《易学启蒙通释》2卷，此书主要阐释朱熹《易学启蒙》之旨，多引朱熹门人及后学之说进行诠释。值得称道的是，胡方平的易学研究还成了家学。其子胡一桂生而颖悟，好读书，尤其精通于《易》，著有《周易本义附录纂疏》15卷、《易学启蒙翼传》内外两篇。无独有偶，另一位新安理学家胡炳文（徽州婺源人）的易学研究亦受益于家学，其父胡斗元，跟从朱子的从孙朱小翁得《书》、《易》之传。胡炳文自幼好学，长大后潜心于朱子之学，著有《易本义通释》12卷，其解说以朱熹《周易本义》为依据，采诸家之说互相发明。

    元末明初的新安理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是陈栎（徽州休宁人）、朱升（徽州休宁人）和郑玉（徽州歙县人）。陈栎为新安理学大师，他为了维护朱子之学的纯真性，一生勤苦，著述不辍，留下许多书、传、纂、疏，其中包括《读易编》。朱升曾受学于陈栎近20年，深得陈氏器重，他十分注重读书，于五经皆有旁注，而《易》尤详。郑玉平生虽对《春秋》用力最深，却有“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吾身一《易》也”的慨叹，并著有《周易大传附注》。

    明中后期，王学兴盛，新安理学内部出现分化，阵容逐渐萎缩。其间虽有程日童（徽州休宁人）编纂《新安学系录》16卷，但终究无法挽救新安理学衰落的命运。戴震“皖派经学”的创立，标志着新安理学的终结，这一终结同时隐含着易学研究的凋零迹象。在戴震丰厚的学术著作中，易学研究可谓沧海一粟，只有在他的《经考》与《经考附录》中，才论及到易学，而且多是征引前人注解，按语微少。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戴震所援引的寥寥数人中，就包括了朱子、程大昌、胡一桂、胡炳文四位新安理学家，由此可管窥到戴震哲学中挥不去的新安理学余韵。《周易》虽有“群经之首”之誉，然《易》之难治，可谓学者共识。那么，为什么新安理学却形成了重《易》治《易》的流派性特征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派传承的自然演进。就朱熹来说，他虽认为《易》于六经，最为难读，但其一生对《周易》的经传注述并没少下功夫，除了平日讲学，同朋友、学生书信来往中常论及《周易》以外，还同蔡元定合编了《易学启蒙》，并独撰了对后世影响较深的《周易本义》。新安理学既以发朱子学为己任，当然也要将朱子易学一脉传承下来。二是《周易》主流精神与徽州生存环境的契合。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山多地少的地理环境限制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拓展。在这样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周易》“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大生”精神无疑是对徽州人的最大鼓舞。三是理学家自身勤苦自励的品格。或许是由于艰苦的生存环境的锤炼，多数徽州人都养成了坚忍弘毅、奋发向上的品格。史载程大昌十岁便能成文，成年后因苦于两汉以来《易》义之纠纷至甚，所以作书以贯通之，苦力思索，四年而成《易原》。胡炳文自幼嗜学，父母恐其成疾，欲阻止其学习，他便用衣服遮蔽窗户缝隙，终夜默诵。程直方竟能做到读书十年不下楼。新安理学家共有的勤苦自励的品格是他们精研典籍特别是易学的内在动力。

    在形式上，新安理学家治《易》不仅继承了朱熹“取经文本义”的释《易》原则，而且发扬了“既不废取象学说又注重义理”的解《易》风格。在内容上，新安理学家对《周易》“开物成务”的本旨给予了特别关注。朱熹指出：“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乃《易》之“大意”。郑玉在《周易大传附注序》中说：“《易》可前知，所以洁净精微之教而示人以开物成务之道也。”胡方平认为《易》“上足以赅太极之理，下足以济生人之事。”（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聚焦于《周易》“开物成务”之本旨，新安理学家著书讲学，孜孜不倦，为易学在徽州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